但应注意到，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水平不一，其中不乏各类弱势群体。
但总体而言，美国强调效率和安全的平衡发展路径，似乎与我国现实情况更加相符。[9]直到20世纪90年代，这种情况也没有得到改观。
[2]个人数据是欧盟用语personal data比较通用的中文译名。个人数据保护权并非传统自然权利或天赋人权谱系中的一员。(三)推动意义 欧盟执委会在2009年6月10日明确宣称：欧盟应当成为个人数据保护国际标准发展和提高，以及达成恰当的双边和多边机制的推动力量。如《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针对私人生活和家庭生活保护使用的是尊重这样的表述。欧盟个人数据保护制度虽也有借鉴价值，但应谨慎研判其可能产生的客观后果，不宜盲目跟风。
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制发展，应该兼顾效率和公正，以数据处理法制化为基础，综合民事、行政和刑事规范进行渐进式建构，而不宜罔顾现实盲目跟风欧盟权利主导和统一立法优先的道路。《条例》首次集中规定了该权利的具体内容。相反，欧盟通过提高数据处理法律标准的方式对跨国公司的抵抗倒是具有保护主义——政治过度防御的嫌疑。
欧盟认为应由法律主导建立一套制度予以规范，而很多国家，如美国则把这个问题主要留给市场和行业自律。其次，个人信息(数据)保护法律架构的基础是数据处理制度。如《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针对私人生活和家庭生活保护使用的是尊重这样的表述。之所以会采取这样宽泛的立场，是因为很难从法律上一般性地区分哪些数据可能对私人生活产生重大影响。
欧盟个人数据保护制度从建立伊始就毁誉参半。在互联网时代，个人信息的合理利用、安全保障、隐私保护等法律利益只有基于信息处理制度才能得到客观和科学的描述。
[8] 近年来，欧盟多个成员国通过的一系列支持被遗忘的权利的判决，更是秉持了《条例》的基本精神。相反，我国选取的是更加务实的逐步发展的多元规制路径。没有必要盲目地主动套上沉重的规范枷锁。为数据主体行使权利建立相应程序和机制，以及对数据接收者的沟通义务。
例如，要确定一个人是否是数据主体，就与数据处理的技术特征相关。在大数据时代，把控制作为隐私的基础很可能是一种错位的信任(Misplaced Con?dences)。【注释】 *刘泽刚，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2008年两原告向德国黑森州(Land of Hesse)有关当局申请欧洲农业担保基金(EAGF)和欧洲农村发展农业基金(EAFRD)的资金支持并获得批准。
如果一国的数据处理制度尚未建成，其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只能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况且信息自决权本身的内涵也不甚确定，很难被数据保护法援引作为具体保护规则的依据。
这部分规定了数据控制者的一系列义务，包括提供透明的信息和沟通。社会网络网站、云计算、定位技术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潜藏着新的风险。
尽管其他法域不一定采取欧盟个人数据保护权的表述方法，但相关精神已深深影响了各国主管机关和司法界乃至普通人的信息隐私保护观念。《条例》则在第三章以数据主体的权利(Rights of the data subject)命名，并用较大篇幅集中规定了权利内容。[3]欧盟法中，指令(Directive)并不直接对成员国产生效力，而是要首先转化为国内法律。该指令的基本目标有二：一是协调各国对自然人在数据处理领域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保护。例如，作为《条例》中个人数据保护权的新增内容，被遗忘的权利(删除权)直接发生了域外影响力。2007年《里斯本条约》更是将这一权利作为欧盟的一项构架性权利。
而个人数据保护权的主体是一切自然人。实际上，如果没有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信息价值的增长，根本就不会出现个人数据保护权。
[26]吴伟光：《从隐私利益的产生和本质来理解中国隐私权制度的特殊性》，载《当代法学》2017年第4期。后经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一系列判例逐渐确定了其特征和功能，但一般人格权，相较于出版自由、艺术自由和其他传播基本权而言，属于典型的对比权(Kontrastrecht)。
进入21世纪后，互联网已成为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基本工具。《宪章》第8条个人数据保护(Protection of personal data)第1款规定：每个人都拥有保护与他(或她)有关的个人数据的权利。
有不少学者认为信息自决权是个人数据保护的基本权利。它不仅是后隐私时代个人数据保护法清晰的规范基础，还提供了一个法律与数据处理双向建构的可持续发展框架。在欧盟范围内，个人数据保护权取代隐私权，成为信息隐私保护和数据保护法制重构的首要权利。但我们不能过度推理认为个人数据保护权就是一种与隐私权完全无关的权利。
尽管在数据处理法制化构建过程中可充分参考欧盟个人数据保护权的精神，但不一定非要采取类似称呼或立法形式。这绝不仅是表述上的调整，而是意味着个人数据保护权取代了隐私权成为欧盟数据保护法制的首要权利。
但如何改变游戏规则？对欧盟而言，只有通过权利这个最具正当性的途径。《条例》第1条则变为：本条例保护自然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尤其是他们的个人数据保护权(their right to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 data)。
二、后隐私权变革：个人数据保护权兴起的多重意义 个人数据保护权的兴起有着明显的规范和建构意义。[10]《条例》将个人数据保护权作为基本权利，第一次为欧盟个人数据保护法制设定了清晰的权利基础。
三、欧盟个人数据保护权的局限 在互联网女皇玛丽•米克尔(Mary Meeker)发布的2016年互联网趋势报告中，全球市值最大的20个互联网领军企业中有12个来自美国，7个来自中国，1个来自日本。欧盟将信息时代数据处理流程中的各种与隐私相关的具体权益汇总表述成个人数据保护权，并且提供了与传统隐私权相比力度更大的保护，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因此，欧洲人权法院专注于传统人权保护。一般而言，隐私权并不保护当事人自愿公布的数据信息，但个人数据保护权对公开的数据也进行保护。
首先，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发展应该主动面对后隐私权这个现实。尽管欧盟境内早已实现人员、物资等自由流通，但绝大部分欧盟公民仍然使用本民族语言生活和工作。
实际上，该条例如此难产，主要是因为欧盟想要避免立法出台就落后于现实。欧盟个人数据保护权的提出本来就是为了突破传统隐私权和人格权的局限，主动适应互联网时代的需要。
个人数据保护虽涉及财产，但其重心却在人格。虽历经周折，《条例》出台仍然标志着适应信息社会的个人数据保护法制在欧洲诞生。
